The sea and fishing are in our blood, says Mah Meri fisher Zarul anak Miring. (SL Wong)

小渔民祖传智慧
守护海洋未来

随着沿海地区开发、渔产减少,小渔民纷纷丢失生计,捕鱼传统智慧也随之消逝。然而,这些智慧却是保住他们的渔业与文化认同的关键。

作者: 黄秀铃

原文编辑: 刘耀华

中文翻译:梁洁瑜   |  编辑 (中文):张溦紟

刊登:2023年11月20日

此文为本刊 #海洋世界(#SeaWorld)系列文章。

主图:玛美里族渔民扎鲁说,“出海捕鱼是我们的命脉。” (摄:黄秀铃)

一张张拍立得整齐地钉在板子上,上面展示着各式各样的渔获。其中,有满脸笑容的男人,手里提着15公斤重的巨型石甲鱼,仿佛在炫耀:“快看我抓的鱼!”

每张拍立得都标注了日期,编号和鱼种。这是雪兰莪州凯利岛(Pulau Carey)的玛美里族(Mah Meri)原住民收集回来的第一批渔获资料。他们负责提供资料,再由扎鲁(Zarul anak Miring)整合。

玛美里族渔民记录着捕鱼经验和计算鱼量。然而,这样到底能否帮助他们守护自己的文化和认同,还有保育渔场以维持粮食安全?

Zarul neatly notes Mah Meri catch, gear and fisher (SL Wong)
扎鲁井然有序地记录玛美里族渔民、渔获和工具的资料。(摄:黄秀铃)

渔民收集来的资料将提供给一个政府研究项目,旨在探索各种以原住民社群为基的渔业管理概念。具体而言,马来西亚渔业局(DOF)关注原住民与在地社群保育领地(ICCA)的议题,并以此为先驱项目。

“我们不能只是想要保育环境,却又将当地社区和原住民排除在外。” 国家渔业局渔场保育及保存部官员依扎瑞纳(Izarenah Md Repin)说道。

渔业局这项研究项目旨在记录原住民社群所流传下来,与在地海洋生态和渔业相关的传统智慧。

说,“我们得先了解他们有多么仰赖海洋资源。如果他们完全是赖以生存,而且好些区域对他们具有重大的文化及精神意义的话,那我们就该考虑保护这些地区。”

Artisanal fishers fish close to shore and use traditional gear (SL Wong)
小渔民使用传统工具在近海捕鱼。(摄:黄秀铃)

小渔民或手工渔民(artisanal fishers)如玛美里族,一般会在河流或离海岸约5海里(约9公里)的范围内捕鱼。他们占西马半岛渔民的60% ,是沿海贫困地区以及上下游小本生意的主要社会经济支柱,但却经常遭到渔业管理政策的排除。

事实上,小渔民世世代代累积和传承与大自然共处的智慧。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(FOA),他们“在管理、修复、保育及守护海洋资源及生态系统方面,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。”

玛美里族就是这样的原住民群体。虽然他们以木刻、编织、表演、文化仪式等艺术创作闻名, 但亦是经验老到的渔民,因此有“海人”(Orang Laut)之称。其他不谙水性的原住民甚至称玛美里族为“长(鱼)鳞的人”。

“据【长者】萨玛奶奶(Gendoi Samah Seman)说,我们住在陆地的特姆安族( Temuan )邻居总称我们为Hma’ Besise’ ,即长(鱼)鳞的人。虽然这也是因为我们都喜欢住在沿海地区,也很热爱捕鱼。

皮翁叔叔(Ibah Pion Bumbong) 【一位木刻师傅】补充,因为玛美里族人说的是 Besise’ 语,而此词来自一则祖传故事(chita muyang)。从前,有个Besise’族的男人眼里卡了一片鱼鳞。他误以为那是远处而来的海盗船,差点让大家乱成一片!”

Chita’ Hae, Reita Rahim and Tompoq Topoh (2007)

扎鲁第一批海产及捕鱼工具的照片,体现出玛美里族具备丰富的捕鱼知识和熟练的技巧。

凯利岛上共有5座玛美里族村,扎鲁就住在其中的双溪古楼村( Kampung Sungai Kurau)。它坐落在最西边,位置最为隐秘。村里的小桥像手指般“戳入”在河口的红树林间。那里也有政府建造的堤岸,防止海水上升淹没村落。

扎鲁指了指成堆的渔网说,现在,大家都用现代捕鱼工具和汽油船了。尽管如此,他依然能够一口气念出各种传统捕鱼工具的名字,如竹制的、藤制的、短矛、鱼笼如鲁卡(lukah)或 布布(bubu)。

扎鲁岳父拉努扎(Lanuza anak Layon)也是渔民合作社社长。他透露,过去,玛美里渔民都会观月出海,现在则靠华人农历。

“捕鱼看潮汐,我们从月亮圆缺就能推测出潮汐涨退,也能从中得知能捕到什么鱼。譬如,我们在某一天,看到这样的潮水,就会知道能捕到更多虾。”

长辈的智慧

跟随长辈出海,是玛美里族渔民传授捕鱼经验历年不变的方式。这里的男男女女都会捕鱼。现年30多岁的扎鲁提到,他10岁就跟父亲出海。

至于拉努扎,他自小在城里长大,结婚后才回到村里,跟随岳父岳母学捕鱼,当时他已19岁。现年50多岁的他说, “我也会自己学会观察潮汐涨落及辨认鱼种。”

从古至今,玛美里族人都离不开出海捕鱼。“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吃鱼,”扎鲁强调。“捕多少就吃多少。多出来才拿去卖。” 若当天捕不到鱼呢?“我们会吃自己种的蔬菜和薯类。” 与其他沿海渔民族群一样,海产是他们的主要,甚至是唯一的蛋白质来源。

虽然村里只有约40人拥有捕鱼执照,但人人都会出海捕鱼。日薪族则会等到周末时出海。

Women and men equally go out to fish (SL Wong)
村里的男男女女都会出海捕鱼。(摄:黄秀铃)

不过,随着渔产减少,他们也需调整捕鱼方式。他们的亲身经历与马来西亚渔产数据相吻合:渔获在不到60年内大幅下跌96%,变化十分惊人。

扎鲁忆述道,“以前的渔获多到船都快沉了”,但自从“老虎网”(pukat harimau或拖网捕捞)大约在2007年开始出现后,渔获就开始减少。拖网捕捞是恶名昭彰的捕鱼方法,严重影响海洋甚至沿海一区的生态。

不仅如此,拉努扎还说,现在的潮汐也不一样了。“我们以前能预计在某个时间能捕到某种鱼,现在就不行了。”

况且,这里还有规模甚大的西港(Westports)。它就坐落在凯利岛邻岛上,是中马主要货运港口,也是全东南亚第二繁忙港口,还自诩其成功是占有“优越的地理位置”。

小渔船不敌大货轮

对玛美里族渔民来说,这座港口的地点却带来许多问题。

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这片海域里捕鱼。不过,自从西港在1994年开始运作后,数层楼高的货轮每天在海上来来往往,与渔民的小船擦肩而过,危及只船出海的渔民。

扎鲁说,“现在,我们会5艘船一起出海,以保安危。”除此,他们也被迫开到更远、更陌生的海域捕鱼。

玛美里族祖传地遭到油棕园及度假村发展侵袭的问题备受媒体关注,但是,相较之下,他们的渔场受到威胁却几乎无人问津。

捕鱼文化消逝

拉努扎表示,对他们而言,随之消逝的捕鱼智慧,才是他们的文化隐忧。“我们的孩子连贝类(siput)和马鲛鱼(tenggiri)是什么都不懂,连红树都不认得。Z世代整天只会跟科技待在一起。”

即便如此,岛上近期办的玛美里节,却明显体现出这个族群的文化,与海洋资源的密切关系。市集摆卖各种手作 —— 有贝壳制成的小玩意、钥匙圈,传统用棕榈叶编制成的螃蟹、水母、鲎( belangkas,也称马蹄蟹)等装饰品。

访客兴致勃勃地购买一包包刚捕捞上岸的蛤蜊(kepah)、 竹蛏(siput buluh)、花蟹(ketam bunga), 鲎及各种鱼类。

渔业局研究项目主管嘉丽娜博士(Dr. Jarina Mohd Jani)来自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( UMT )。她受访时指出,“双溪古楼村是全凯利岛最依赖捕鱼维生的村庄,也是最脆弱的群体。”

她主张以社群为基的渔业管理模式,因此拉拢扎鲁及其他村民以”参与式科学家”的身份一起收集资料,还聘请他们当研究助理。

她说,传统渔民“天天出海捕鱼,比我们想象所知道的还要多。”

“他们不仅拥有世代相传的传统智慧,更有靠自己10、20、50年捕鱼经验累积而来的心得。他们天天都在搜集资料,也是科学家呀。”

但这些知识也有局限,她点出,“渔民确实也不知道所有的事。”

向登嘉楼取经

嘉丽娜表示,恢复实践这些珍贵却濒临消逝的传统智慧,将有助于打造及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渔业。她举例,渔民在手工人造礁(unjang)范围内捕鱼时,已发展出一套自我管制的捕鱼行为守则。

登嘉楼士兆沿海地区的小渔民曾一度广泛采用这套规定。这是一套精密的捕鱼制度,界定“拥有权”、边界和报酬,旨在肯认渔民为设置人造礁所付出的辛劳。

人造礁的别名

登嘉楼命名传统人造礁为“Unjang”,其他地方则使用马来语的一贯称呼“unjam”,而西海岸渔民称之为 “tuas”。 人造礁还有许多别名,如“聚鱼仪”(alat peranti ikan)、“人造暗礁”(tukun tiruan,具保育用途),或人造生态。

士兆的人造礁以椰叶、树枝及石头制成并固定在海底。

渔民会先备好材料,用绳子把它们捆绑好,开着小船把这个绑有石块的装置载到海上的所选位置,投放到海底时还得确保它不会漂走。

设置人造礁能聚集鱼群,方便渔民捕捞。由于任何在水中漂浮的生物体都会把鱼吸引过来,这个做法非常有效。此外,在渔场耗竭之际,如此还能增加渔产资源。

这个做法的历史相当久远。15年来研究人造礁的嘉丽娜指出,大概是渔民开始捕鱼为生后,他们就意识到需要实施各种捕鱼守则。

由于设礁工作繁重,负责建设的渔民会被同行认定为那区的“礁主”,直到人造礁分解为止。其他人只需付礁主一笔酬劳,就可以在那里捕鱼。

嘉丽娜解释:“如果是朵拉(Dollah)设置的人造礁,那就是朵拉的。你如果在那里捕鱼,就要付钱给朵拉。”

自1960年,西马半岛和纳闽渔业局将人造礁列为有利发展渔业的工具,以此持续推行人造礁计划,并通过1985年渔业法令监管。

此法令不仅会惩罚破坏人造礁的人,也与渔民传统捕鱼守则一致,会通过发放执照保护“礁主”。

不过,现在鲜有渔民实行这套守则。嘉丽娜解释,一来渔民不再集体捕鱼,而且渔业资源损耗、大船经常侵入小渔船的捕鱼范围,渔民也逐渐转用科技侦测鱼群。

此外,政府现在完全接管制造及部署人造礁事务。这些计划通常是客制化且规模巨大,其中一些还专门用以增加生物多样性,所以也禁止捕鱼。

条例模糊不清

嘉丽娜表示,人造礁规管条例不明确,渔民并不知道他们可以到哪里捕鱼,也不知道能捕多少。而且,渔民会使用围网捕鱼法在这些地区大量捕鱼,大大违背了为小渔民投放人造礁的初衷。

她续称,“海洋资源,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资源耗竭,所以你才需要利用人造礁创建新的生态环境,但没人在治理。政府自1990年就提倡社群渔业与人造礁应该紧密发展,但现实并非如此。”

因此,她呼吁政府恢复落实人造礁捕鱼行为守则,重新打造及管理小型渔业。她还记得,政府于1980年代在登嘉楼开始投放现代人造礁时就曾这样做,让小渔民和其船只参与其中,非正式地使他们成为“礁主”。

善用现成守则

嘉丽娜认为,恢复这套捕鱼守则并不难,毕竟渔民能理解这些传统概念,而且这属于他们的文化。“大海本就不属于任何人,但你若用心打造出一个捕鱼区,那这区就是你的。” 况且,若再增设捕鱼指南,说明哪里可以捕鱼哪里禁止,还能保育海洋资源。

“要善用资源就必须设限。人造礁捕鱼守则主要帮助我们设下限制……如此一来,才能治理。”

她继续补充,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并改良人造礁,以发展可持续渔业。例如,东帝汶沿海渔民改良人造礁传统设置后,捕到了高价的鲔鱼。

“他们获得国家渔业发展局的支持。渔民也会遵循当地的传统规定,以决定在哪儿投放装置和捕鱼。” 这样一来不仅能控制新资源的使用,也能减少纠纷。

Zarul explaining to researcher Dr Jarina Mohd Jani what gear Mah Meri fishers use for different species (SL Wong)
扎鲁向研究员嘉丽娜说明,玛美里族渔民捕捞不同鱼种所使用的工具。(摄:黄秀铃)

在海洋渔产严重耗竭之际,马来西亚小渔民的传统智慧即可派上用场,管理及维持大海生态系统及粮食系统。渔业局官员依扎瑞纳说:“我们不希望世代相传的智慧就此失传。”

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肯定这些渔民的角色,认为他们是“开创者,是确保粮食安全及消除贫困的主要推手。”

回到凯利岛,扎鲁继续拍摄和记录他的社群。可最近,政府又批准岛上一项发展工程——建造大马第三海港,一个比西港繁忙三倍的海港。

扎鲁受询时耸了耸肩,表示对此毫不知情。

无论发生什么事,他会继续生活、继续捕鱼,“俗话说,原住民与大海永不分离。”

本篇报道是#海洋世界(#SeaWorld)系列文章。此系列获得法国驻吉隆坡大使馆的资助。其他系列报导,可点此阅读:海洋保育解方千百种大自然的堡垒——抵御风暴的关键 紧急寻找马来西亚的超级珊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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